A4版：文艺副刊
石斛记得
刊发日期：2026-03-27 阅读次数： 作者：
二公司 毛 哲
石斛是崔姐养的，养了大半年，到底没开过花。
崔姐有一句口头禅：多大点事儿。
说这话的时候她总是慢悠悠的，好像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情值得皱眉头。自从我来到这里上班，从没见她叹过气、红过脸、跟谁急过眼。
昨天下午，办公室里只有我和她。她在整理东西，把一个旧档案袋里的文件倒出来，一份一份地看。最上面是一张泛黄的工作证，照片上的她扎着两条辫子，很年轻，笑得很开心。她把那张工作证举远了眯着眼看了一会儿。
我好奇：“你翻这些旧物件干什么？”她说，“整理整理，该扔的扔，该留的留。”她思忖片刻，又补了一句，“下个月就该退休了。”她没再多讲，把档案袋塞进柜子里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像平时一样拎起布袋子，笑了笑：“走了，周一见。”走到门口她停下来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“石斛记得换水，两天一次！”
她走了，场地上的脚步声不紧不慢，越来越远。我坐在那里，看着对面她的座位。老花镜放在鼠标旁边，杯子里有半杯茶水。桌角那盆石斛还是黄黄的，她养了半年也没养好。
我第一次见她，是去年见习生下项目报到的那天。我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，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，做好心理建设才推门。靠近饮水机那个工位被收拾得干干净净——桌面很整洁，网线被理线夹固定住了，插排也贴在桌上。桌角还放着一个新本子和一支笔。一个中年女人正蹲在地上擦椅子上的灰尘，听见动静抬起头来，亲切地说，“你来啦，这是你的位置。”她就是崔姐，从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到五十多岁的站长，都叫她崔姐。她的年纪比我妈妈还大五岁，我刚来时，总觉得“崔姐”叫不出口，后来逐渐习惯了。
崔姐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的。七点半她就到了。开灯、烧水，然后拿一块抹布把每个人的桌面擦一遍。崔姐几乎天天给我带吃的。早上来了，从布袋子里掏出一个苹果，已经削好了皮，脆生生的，放在我桌上。有时候是橘子，剥好了，装在保鲜盒里。有时候是自己做的牛肉酱，玻璃瓶盛着。我说崔姐你别老给我带，她说你一个人在上海，没人照顾你。她说这话的时候头都没抬，对她来说这一切都是应该的。
去年，公司摸排困难党员。有一天中午我听见她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。她说“老吕那个事，我知道他不好意思，但他爱人这个月光检查费就三千多。”挂了电话她靠在椅背上，摘了眼镜揉眼睛。老吕的老婆常年吃药，他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困难，崔姐是翻报销单的时候发现的——几笔异地医保报销，金额不大，但频率很高。她打电话去问，老吕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说“没事还撑得住。”
崔姐去找了党支部书记。把老吕的基本情况汇报得清清楚楚。书记听完说，“你报个材料上来。”材料是她写的，有一句话改了好几遍：该同志参加工作二十余年，一直在施工一线，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。
补助批下来那天，她给老吕打电话：“批了，这是组织对你的关怀。”挂了电话，她盯着屏幕发呆。我起身去接水，路过她桌角，顺手给石斛添了些水。水渗进枯黄的叶子底下，没什么声响。我后来想，崔姐嘴上说“多大点事儿”，但她办的那些事，桩桩件件都是别人的大事。
崔姐的年纪毕竟摆在那里。她戴老花镜的时候，要先用眼镜布擦一擦，再慢慢架到鼻梁上。她站起来的时候偶尔会扶一下桌沿，腰僵一下，再直起来。有一回下雨天，她走路左脚拖着地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说膝盖受凉，大夫说要推拿治疗，等退休了再说。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。
我忽然想起报到的那天早上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叫什么，更不知道她为别人做过多少顺手的事。我只记得那个工位的网线已经插好了，插排固定在桌上，笔记本整齐得放在桌角……
石斛终究没有开过花。它在桌角静静黄着，黄了大半年，像崔姐这个人——不声不响，却把根扎得很深。没有人会觉得烧水、擦桌子、削苹果是什么了不起大事，直到有一天，这些事即将从手边滑走的时候，才明白顺手的小事，要天天顺手、件件顺手，顺手几十年，有多不容易。
石斛是崔姐养的，养了大半年，到底没开过花。
崔姐有一句口头禅：多大点事儿。
说这话的时候她总是慢悠悠的，好像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情值得皱眉头。自从我来到这里上班，从没见她叹过气、红过脸、跟谁急过眼。
昨天下午，办公室里只有我和她。她在整理东西，把一个旧档案袋里的文件倒出来，一份一份地看。最上面是一张泛黄的工作证，照片上的她扎着两条辫子，很年轻，笑得很开心。她把那张工作证举远了眯着眼看了一会儿。
我好奇：“你翻这些旧物件干什么？”她说，“整理整理，该扔的扔，该留的留。”她思忖片刻，又补了一句，“下个月就该退休了。”她没再多讲，把档案袋塞进柜子里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像平时一样拎起布袋子，笑了笑：“走了，周一见。”走到门口她停下来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“石斛记得换水，两天一次！”
她走了，场地上的脚步声不紧不慢，越来越远。我坐在那里，看着对面她的座位。老花镜放在鼠标旁边，杯子里有半杯茶水。桌角那盆石斛还是黄黄的，她养了半年也没养好。
我第一次见她，是去年见习生下项目报到的那天。我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，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，做好心理建设才推门。靠近饮水机那个工位被收拾得干干净净——桌面很整洁，网线被理线夹固定住了，插排也贴在桌上。桌角还放着一个新本子和一支笔。一个中年女人正蹲在地上擦椅子上的灰尘，听见动静抬起头来，亲切地说，“你来啦，这是你的位置。”她就是崔姐，从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到五十多岁的站长，都叫她崔姐。她的年纪比我妈妈还大五岁，我刚来时，总觉得“崔姐”叫不出口，后来逐渐习惯了。
崔姐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的。七点半她就到了。开灯、烧水，然后拿一块抹布把每个人的桌面擦一遍。崔姐几乎天天给我带吃的。早上来了，从布袋子里掏出一个苹果，已经削好了皮，脆生生的，放在我桌上。有时候是橘子，剥好了，装在保鲜盒里。有时候是自己做的牛肉酱，玻璃瓶盛着。我说崔姐你别老给我带，她说你一个人在上海，没人照顾你。她说这话的时候头都没抬，对她来说这一切都是应该的。
去年，公司摸排困难党员。有一天中午我听见她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。她说“老吕那个事，我知道他不好意思，但他爱人这个月光检查费就三千多。”挂了电话她靠在椅背上，摘了眼镜揉眼睛。老吕的老婆常年吃药，他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困难，崔姐是翻报销单的时候发现的——几笔异地医保报销，金额不大，但频率很高。她打电话去问，老吕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说“没事还撑得住。”
崔姐去找了党支部书记。把老吕的基本情况汇报得清清楚楚。书记听完说，“你报个材料上来。”材料是她写的，有一句话改了好几遍：该同志参加工作二十余年，一直在施工一线，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。
补助批下来那天，她给老吕打电话：“批了，这是组织对你的关怀。”挂了电话，她盯着屏幕发呆。我起身去接水，路过她桌角，顺手给石斛添了些水。水渗进枯黄的叶子底下，没什么声响。我后来想，崔姐嘴上说“多大点事儿”，但她办的那些事，桩桩件件都是别人的大事。
崔姐的年纪毕竟摆在那里。她戴老花镜的时候，要先用眼镜布擦一擦，再慢慢架到鼻梁上。她站起来的时候偶尔会扶一下桌沿，腰僵一下，再直起来。有一回下雨天，她走路左脚拖着地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说膝盖受凉，大夫说要推拿治疗，等退休了再说。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。
我忽然想起报到的那天早上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叫什么，更不知道她为别人做过多少顺手的事。我只记得那个工位的网线已经插好了，插排固定在桌上，笔记本整齐得放在桌角……
石斛终究没有开过花。它在桌角静静黄着，黄了大半年，像崔姐这个人——不声不响，却把根扎得很深。没有人会觉得烧水、擦桌子、削苹果是什么了不起大事，直到有一天，这些事即将从手边滑走的时候，才明白顺手的小事，要天天顺手、件件顺手，顺手几十年，有多不容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