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桥公司 李小运
推开老家的木门,堂屋依旧如故。父亲坐在旧靠椅上,戴着老花镜读报。桌角整整齐齐码着他剪贴的健康手册。他八十了,脑萎缩让他忘了许多事,可看见我时,那双渐浊的眼睛仍会倏地亮起。“回来了?”他放下报纸,“路上累不累?”
五十岁的我,鬓角已染霜,仍在工地辗转,只年节才回常宁这个小镇。父亲起身,动作迟缓。望着他佝偻的背影,我忽然觉得,他多像村口那座老石桥——沉默横在岁月里,筋骨却仍硬朗。
一九六三年秋,十八岁的父亲走进村中祠堂小学。祠堂漏风,茅草顶挡不住寒冬。他用旧报纸糊窗,把孩子们拢在一间屋。无课本,便夜里凑着煤油灯一笔一划抄写,一抄,便是七年。
改变他命运的,是一筐茶籽。七十年代末,有人举报学校组织学生捡茶籽“搞副业”。父亲站出来,从总务处捧出账本,逐页翻给领导看:卖茶籽的十九块三毛,买了铅笔本子,余下补了漏雨的瓦。“这是勤工俭学,”他语气平静,“每一分,都亮亮堂堂。”后来他当校长,办公桌上的账本依旧清晰。他常说,钱要花在明处,人要活在光里。
那些年,父亲是 “半边户”——母亲在家种地养猪,他微薄的工资撑起一大家子。月薪二十五块,他留八块吃饭,余下全塞给奶奶。后来,待我们兄弟三人张嘴要饭,日子更难。每周六放下粉笔就扛锄下田;周日忙到日头西斜,才到村口塘边洗净双脚,匆匆返校。
记得当年他已在乡中心小学任教,我在校读五年级,每周带一钵咸菜,吃上五天。父亲吃公餐,每餐一热菜,却总把碗里的白豆腐、土豆丝拨给我们,自己就着咸菜扒饭。只周六回家,才在镇上割一斤肉、买两块豆腐。肉香飘出灶房,我们兄弟围锅打转,父亲站在一旁微笑。如今我也有了孩子,才懂那钵咸菜里,腌着何等深沉的滋味。
他爱干净。学校泥地,他日日洒水清扫;从田里回来,不洗脚绝不进屋。他爱学习,仅有初中文化,却能把汇报材料写得工整端方。儿时我常翻他笔记,那刚正字迹,如种子落进我心里。
村里人敬他。每次回去,凉亭老人老远便喊他坐下聊聊。过年时,他总请长辈品“孝道老九碗”——黄雀肉荷折寓意 “天长地久”,冻米丸子讲究 “团团圆圆”。
他对爷爷奶奶的好,我们自小看在眼里。分家后,他把最好的屋子让给老人,晨昏端茶送水,从不离身。也常讲,自己七八岁,冬天家中穷得没有取暖措施,屋里冷如冰窖。太爷爷疼他,他便每晚跑去,睡在老人脚头,为他暖脚。如今上坟,父亲仍红着眼眶:“那时苦啊……”
退休后,他的生活如钟表般准时:看报、剪报、河边散步、睡前保健操。他自制的健康手册,每次我回家都取出:“这些等你退休了,好好看看。”随着年龄增长,他的记忆渐模糊,有时电话接通,却忘了要说啥。可他仍记得我爱吃的菜,记得一遍遍叮嘱:“工作要踏实,做人要清白。”
每次离家,他总送我上公交,伫立目送车远去。车子拐弯,从后视镜里仍能望见那个佝偻身影,渐渐变小,终融进苍茫暮色。我眼眶便湿。
三十年来,我走过许多工地,换过数个岗位,可骨子里始终刻着父亲教我的:为人要正直,做事要踏实,心地要善良。他的脊梁,曾扛起一个家的重量,也扛起乡村许多孩子的明天。如今那脊梁弯了,可在我心里,仍是世上最坚实的山。
作为工程人,我注定漂泊。但我知道,无论走多远,只要回头,那座“老石桥”仍静静横在故乡河上。我能做的,不过是常回看看,陪他在田埂走走,把他传给我们的光,小心接住,再慢慢传下去。